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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凱湘:股東資格認定規則的反思與重構
更新時間:2019-08-13 04:33:16 點擊數:39 來源:烏蘭察布百姓網

  有限責任公司股東資格的認定規則,一直是公司法理論中存在較大爭議的問題,實務中有關股東資格的糾紛案件呈上升趨勢,且類型越來越多樣化。現行《公司法》及其相關司法解釋特別是《公司法司法解釋(三)》對此問題所確立的規則既有積極有益的部分,亦有不盡合理甚或相互抵牾之處。學理上所提出的各種學說之間不易相互說服,但都在為構建更為合理可行的股東資格確認規則建言獻策,期待能夠盡快修訂出既因應公司實務又契合法律邏輯、符合我國客觀實際的股東資格確認規則。

  本文的目的重在基于公司實務中常見的涉及股東資格確認的糾紛類型,尋找解決此等糾紛所需規則的應然狀態,探討此等規則應契合的法律邏輯。

  就有限責任公司股東的資格證明文件而言,在民商法中可謂是最為復雜而多樣的主體身份證明體系,《公司法》明文規定的有直接法律效力的證明文件包括公司內部備置的股東名冊和外部的工商登記,而除此之外,能夠起到股東身份證明作用的文件尚有公司為股東簽發的出資證明書和公司章程中關于股東事項的記載條款。其中,最為重要的當屬股東名冊和工商登記。

  股東名冊亦稱股東名錄、股東花名冊、股東目錄,是公司成立后以書面形式記載全體股東信息的文件。置備股東名冊屬于《公司法》對公司科以的法定義務,《公司法》32條第1款規定:“有限責任公司應當置備股東名冊,記載下列事項:(一)股東的姓名或者名稱及住所;(二)股東的出資額;(三)出資證明書編號。”從法律上分析,股東名冊具有以下特征:其一,置備股東名冊的義務主體是公司;其二,置備股東名冊是公司的一項法定義務,公司必須為之;其三,置備股東名冊的行為應當屬于公司的內部職權與管理行為,而非以意思表示為要素的法律行為,其并不產生法律行為的后果;其四,公司置備股東名冊是股東資格的公示方法之一,產生相應的公示效力。但是,股東名冊到底能夠產生怎樣的法律效力,形成怎樣的法律后果,正是一個理論上沒有說清楚、立法上沒有表述清晰從而產生諸多爭議的問題。

  首先,公司置備股東名冊的行為是否能夠產生類似于公示的效力?換言之,股東名冊是否當然地具有證明股東資格的法律效力?更具體而言,是否可以認為記載于股東名冊的就必然享有股東權利、具有股東資格,而未記載于股東名冊的就必定不是股東、不具有股東資格?學理上而言,只有履行出資義務的人才能取得股東資格,出資行為才是創設股東資格的行為,公司設置股東名冊的行為并非創設股東資格的行為。但是,如果某個人沒有向公司履行出資義務,但他的名字或名稱被記載于公司股東名冊,此時我們應當如何確定去股東資格呢?如果相反,出資人向公司履行了出資義務但公司沒有置備股東名冊,或者出資人的姓名或者名稱沒有記載于股東名冊,則出資人還能夠享有股東資格嗎?出資這個產生股東身份與資格的原因行為與公司置備股東名冊這個獨立的行為之間的法律關系應當如何解析?

  其次,《公司法》32條第2款規定:“記載于股東名冊的股東,可以依股東名冊主張行使股東權利。”這一條規定解決了上述疑問嗎?文義上似乎解決了股東名冊應當是創設股東資格與身份的法律文件,因為只有記載于股東名冊的股東,才能主張和行使股東權利。反向解釋的結果便是:沒有記載于股東名冊的人便不能主張和行使股東權利,不具有股東資格。但是,該條文似乎又并沒有包含這樣的立法意圖,因為它使用的是“可以”,這是一個模糊的用詞,無法確定其法律上的含義。至少,它并沒有清晰地表達“沒有記載于股東名冊的人就不是公司的股東”的含義。

  最后,在公司實務中,大多數的有限責任公司并沒有按照《公司法》的規定置備股東名冊,這不僅使得股東名冊作為創設股東資格與身份的效力之觀點淪為空談,甚至使得股東名冊作為僅僅是證明股東資格的效力都大打折扣。

  所以置備股東名冊,盡管被規定為公司的一項法定義務,卻是一種很少為商事主體采用的規則,面對這種現象,我們該做怎樣的反思與應對呢?對于股東名冊不被信任、不被廣泛采用的現象,有的學者提出了將股東名冊(包括公司營業執照)由私人保管走向公共保管或者托管的建議,希冀以此提高股東名冊的信用度和采用率,但是,保管方式的變化恐怕仍然難以重塑人們對股東名冊的信心,不如徹底改變確認股東資格與身份的法定依據。

  更為麻煩的是,《公司法》32條還有第3款:“公司應當將股東的姓名或者名稱向公司登記機關登記;登記事項發生變更的,應當辦理變更登記。未經登記或者變更登記的,不得對抗第三人。”前述第二款的規定本身就模棱兩可,再加上這一款,所謂的股東名冊的意義與法律效力就更岌岌可危了,因為在股東名冊之外又出現了一個工商登記的問題,二者之間的關系如何,效力如何區分,不是因為這一款的規定而清晰了,反而是更加撲朔迷離了。下文即將討論。

  此處的所謂工商登記,便是來源于上述《公司法》32條第3款規定的“向公司登記機關登記”之表述與規定。更為嚴謹的表述應當是公司登記,但約定俗成被表述為工商登記。此種登記目前存在的疑竇與困惑表現在:

  其一,工商登記的方式是什么?換言之,登記機關如何辦理公司股東的登記?公司登記包括設立登記、變更登記和注銷登記,涉及到股東的登記既發生在設立登記階段,也會發生在變更登記階段,各自以什么方式進行登記?現在實務中存在的有三種方式(或三種登記中需要登記的文件或事項):第一,體現在“企業法人設立登記申請表”或“企業法人變更登記申請表”表格中的“投資人”(有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稱出資人,有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稱股東)一欄,該欄目中有關于公司股東的基本信息(通常僅包括股東姓名或者名稱、出資額、持股比例)的記載。事實上,在法院的訴訟與仲裁機構的仲裁實務中,判斷公司股東身份或資格(包括變更信息)主要是依靠此一文件,可以從“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聯網查詢并下載。第二,體現于工商登記機關的公司章程中關于股東的章節,這些記載于公司章程的股東信息較為詳細,包括股東的姓名或名稱、聯系地址、股東的出資方式、出資額、持股比例、繳付期限等。第三,專門提交于登記機關的單獨的股東名冊,其實就是將置備于公司的股東名冊同時提交一份原件或者復印件到登記機關,作為登記文件之一,可供公開查詢。可見,對于應當如何辦理股東資格身份的工商登記,工商登記的法律文件形式是什么,法律并無統一的格式與程序方面的要求,各地的做法也不一樣,導致查詢的結果、對查詢結果的采信程度等各不相同。

  其二,工商登記的申請人應當是誰?按理應當是公司本身,但是股東本人能否申請登記機關辦理登記?實務中,公司無正當理由拒絕為股東(特別是通過受讓股權或增資或繼承而取得股東資格的新股東)辦理工商登記(主要是變更登記),利害關系股東憑相關證明文件(如股權轉讓協議、轉讓款支付憑證等)能否申請登記機關為其辦理登記事項?有的情形中,公司盡管通過股東會或者董事會作出了辦理變更登記手續的決議,但公司管理層或者負責人指使具體工作人員拒絕辦理,相關股東能否憑股東會決議或者董事會決議申請登記機關辦理登記手續?

  其三,如果公司對于應當辦理登記的事項而未辦理登記,應當承擔何種法律上的后果?除了行政法的后果,在私法上會產生怎樣的后果?是否會影響股東資格的認定與股東權利的享有?例如,公司沒有為受讓股權的股東(當然同時也包括轉讓股權的股東)辦理變更登記,公司應當承擔怎樣的行政法和公司法上的責任?轉讓股東和受讓股東又應當承擔怎樣的行政法與公司法上的后果?

  其四,最為糾結的是,如果股東名冊與工商登記的同一事項記載不一致,應當以誰者為準?工商登記的對外效力或者對抗效力應當如何理解和在司法實踐中加以適用?選擇的依據是什么?適用的效果會怎樣?凡此種種,均需做更進一步的討論。

  公司實務中,當公司成立后,公司是否為股東辦理了相關的資格或身份確認方面的手續,既取決于公司本身的管理水平與制度規范及其執行狀況,也取決于股東是否具有相應的法律意識特別是股東身份意識,請求公司為其辦理能夠確認或證明其股東身份的相關手續與憑證。公司糾紛案件中為已經履行完畢出資義務的股東簽發出資證明書并不少見。出資證明書當然可以起到一定程度的證明股東身份的作用,但是,出資證明書只是公司一方單方簽發的、由每一個股東自己持有的證明文件,難以起到單獨證明股東身份的作用,更不可能具有對外公示的效力,加上實踐中容易被偽造,所以立法上只能是要求公司應為股東簽發出資證明書,但無法賦予出資證明書以確認股東身份或資格的法律效力,它最重要的意義在于證明股東出資義務的完成,即履行完畢了出資協議或公司章程中約定的出資義務,公司不能再向其行使出資義務的履行請求權。

  置備股東名冊則是比簽發出資證明書更為重要、也更具有公示意義的程序與手續。因為股東名冊是記載了全體股東信息、置備于公司而可供股東及利益相關者查詢、股東可依此而向公司行使股東權利的憑證。但是,如前所述,實務中公司置備股東名冊的情形只是少數。

  而接下來,公司還應當到公司登記機關為股東辦理確認其股東資格的工商登記,這是最重要的程序與手續。工商登記不僅是公司取得法人主體資格、獲得營業資格的前提,也是確認股東資格的最重要程序,且是唯一具有對外效力、亦即具有能夠對抗所有第三人的效力的程序,由于國家公權力的介入,使得工商登記這種公示方式具有了公信的效力。

  然而,公司實務中,并不是所有的公司都會在公司成立后辦理上述置備股東名冊和工商登記手續。之所以會出現各種涉及到股東資格確認的糾紛,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公司沒有辦理齊備的對內、對外股東資格確認手續。實踐中,在股東資格確認的相關手續辦理,亦即股東名冊置備和工商登記兩種登記手續方面,存在以下幾種主要的情形:

  1.公司同時辦理了全體股東的內部名冊置備和外部工商登記手續,且記載內容一致。此種情形之下,發生股東資格確認糾紛的概率幾乎為零。但問題是如前所述同時辦理了兩種公示手續的概率本身就很低。

  2.某些股東僅辦理了內部股東名冊置備手續,未辦理外部的工商登記手續,此種情形出現股東資格確認糾紛的具體類型可能包括:(1)辦理了工商登記手續的股東請求確認未辦理工商登記的股東不具有股東資格;(2)未辦理工商登記的股東請求確認其股東資格并辦理工商登記手續。

  3.某些股東僅辦理了外部的工商登記手續,未辦理內部的股東名冊置備手續,此種情形出現股東資格確認糾紛的具體類型與前述情形大體相同。

  4.同時辦理了內部的股東名冊置備和外部的工商登記,但是二者記載的內容不一致,此種情形出現糾紛的具體類型可能包括:(1)登記于股東名冊中的股東請求確認登記于工商登記中的股東不具有股東資格;(2)登記于工商登記中股東請求確認登記于股東名冊中的股東不具有股東資格;(3)未登記于工商登記中的股東請求確認其股東資格并請求辦理工商登記手續;(4)未登記于股東名冊中的股東請求確認其股東資格并請求辦理股東名冊登記手續。

  5.既未置備股東名冊又未辦理工商登記的股東請求確認其股東資格并請求辦理其中之一的登記或者兩種登記手續。

  6.在發生了股權轉讓的情形下,公司未為受讓方辦理股東名冊登記或者辦理工商登記變更手續,受讓方請求確認其股東資格并辦理其中之一的登記或者兩種登記手續;或者其他股東請求確認受讓人不具有股東資格。

  7.在發生了股東資格繼承的情形下,公司未為繼承人辦理股東名冊登記或者工商登記手續,繼承人請求確認其股東資格并請求為其辦理兩種登記手續。

  8.在出現代持股份的情形下,隱名股東請求確認其顯名股東或真實股東身份,并請求為其辦理其中之一的登記或者兩種登記手續。

  9.在發生股權質押或者股權讓與擔保的情形下,債權人(擔保權人)因實現擔保權而請求出質人(擔保人)或公司為其辦理股東資格登記手續。

  10.在公司合并或者分立的情形下,因合并或者分立而取得新公司股權的股東或者發生股東變更的股東請求其他股東或者公司為其辦理股東資格登記手續。

  從上述歸納出的涉及到股東資格確認糾紛的類型,就股東名冊與工商登記兩種登記程序或手續而言,作為立法政策的考量因素,選擇哪一種作為判斷股東資格的有效依據,其實并不是一個非此即彼的選項,因為兩種登記手續均具有證明股東資格的作用,都屬于股東資格公示的方式,表面上也很難區分二者孰優孰劣。而且,從意思自治的角度考量,各出資人基于出資協議或者股權轉讓協議而履行完畢了出資義務或股款支付義務,公司和其他股東認可其股東身份,實際上也行使了股東權利,此種情形下如果僅僅因為沒有辦理股東名冊登記或者工商登記中的哪一項而否定其股東資格,殊不符合實際情況,更與意思自治的理念相悖。準此以言,則不管是股東名冊置備還是工商登記,都屬于可有可無的手續與程序了。

  但是,公司畢竟是一種商事主體,依據商法中主體法定的原則,商事主體必須辦理有關的主體資格登記即工商登記才能合法取得主體資格,從事的營業活動才受法律保護。而簽訂出資協議、訂立公司章程等共同行為本身并不能創設公司的主體資格。

  公司內部置備股東名冊的行為,應當理解為公司的內部管理行為。如果公司置備了股東名冊,又沒有相反證據推翻股東名冊的真實性,股東名冊當然具有證明股東資格的推定效力,此毋庸置疑。基于此,如果法律(比如《公司法》)直接規定股東名冊是確認股東資格的唯一有效的依據,亦無不可,而且就此從立法上解決了確認股東資格糾紛的難題,豈不是最好的立法選擇?

  但問題顯然不是如此簡單。因為,以設立公司為目的的出資協議和公司章程,與純粹以設立債權債務為目的的合同,如買賣合同、借款合同等,存在一個巨大的差別,即前者的目的之實現必須借助于公權力機關的登記行為,而后者不需要(只有在當事人不自覺履行合同義務時才涉及到強制執行的問題)。而公司登記機關的登記行為不僅僅是解決公司主體資格的賦予問題,同時要公示與公司的主體資格相關的信息,特別是構成公司成立要件中最主要部分的股東信息。

  所以,《公司法》32條在第2款規定了“記載于股東名冊的股東,可以依股東名冊主張行使股東權利”的同時,接著在第三款規定“公司應當將股東的姓名或者名稱向公司登記機關登記;登記事項發生變更的,應當辦理變更登記。未經登記或者變更登記的,不得對抗第三人”。關乎股東資格的兩種登記或者說兩種公示方式即股東名冊置備與工商登記都被公司法作出了規定,并且后者被賦予了對抗第三人的效力。

  于此,我們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是:為什么不能直接賦予股東名冊以對抗第三人的效力,而非要架床疊屋再規定一個工商登記程序?在規定了工商登記才具有對外效力的情況下,內部登記即股東名冊還有存在的價值嗎?

  法律規范的作用,其一在于為人們的行為提供規則,其二在于為司法裁判提供依據。如果一項法律規范或者制度不能實現此二目的,則說明此規范中制度存在嚴重的弊端,或者需要改造,或者需要放棄。

  如前所述,股東名冊作為公司置備的法律文件,具有證明股東資格的公示作用,此無疑義。但是,在同時存在關于股東資格的工商登記的制度框架下,股東名冊其實很難起到作為判斷與認定股東資格的依據與標準的作用;不僅如此,它甚至還可能混淆股東資格與股東權利,平添股東資格糾紛的隱患,增加股東資格確認的難度,導致人們在股東資格認知與行為方式選擇上的無所適從。因為:

  第一,盡管公司法將股東名冊作為公司的一項法定義務予以規定,但是法律并沒有進一步規定公司應當如何置備股東名冊,包括何時必須完成股東名冊的置備、以何種方式置備、誰是具體的置備義務主體、是否需要經過公司的決議機構決議程序等,均沒有可供遵循的依據,實務中更未見規范的股東名冊置備格式與范本。

  第二,公司法只規定股東可以依據股東名冊主張和行使股東權利,而沒有賦予股東名冊對外的法律效力,使得股東名冊僅具有對內的效力,而同時公司法又將對外效力賦予給了工商登記,即在股東名冊之外另設工商登記,并且明確只有工商登記才具有對抗第三人的效力,直接否定了股東名冊對抗第三人的效力,使得股東名冊成為了一個“跛腳”的、具有嚴重效力瑕疵的法律文件。

  第三,公司法也沒有進一步規定如果股東或者公司就股東名冊記載的內容或其真實性等發生爭議時如何進行救濟,股東或者公司是否可以請求撤銷或者更正股東名冊,甚至請求確認股東名冊無效。這使得股東名冊的法律效力不僅是有限的(僅限于對內),而且當其出現效力瑕疵時是無法或者至少是難以補救與救濟的。

  第四,也許,正是由于法律沒有賦予股東名冊以對抗第三人的絕對法律效力,使得人們得出股東名冊可有可無的認知,覺得即使置備了也沒有實際意義,難怪乎公司實務中大部分的公司都沒有置備股東名冊,進而使得公司法關于股東名冊規定成了一個虛置的條文。

  股東名冊本身亦非創設股東資格的根據,而只是形式上的證明文件,即凡是記載于股東名冊的人推定為享有股東資格,即所謂推定效力,如果有人對其股東資格提出異議,則異議者須負舉證責任以證明其不是真正的股東。

  從公司法規范設計層面考量,能否直接賦予股東名冊以絕對的公示效力,能夠對抗任意第三人?如果公司法不再規定公司的工商登記制度,特別是不再實行商事主體的主體法定原則,公司成立不再需要進行登記,則當然可以徑直賦予公司內部自由設置的股東名冊具有對外的效力。問題是主體法定是商法中的基本原則,公司登記是世界范圍內的普遍做法,借由公權力介入的公司登記程序而使得公司取得主體資格,并且使得相關記載于登記機關登記文件中的事項具有了公示的絕對效力,此種設計,在賦予公司主體資格的同時完成了登記事項的公示,進而使得其具有公信的效力,是一種極為便宜又合理的設計。因為:

  第一,符合主體法定原則。主體法定是商法的基本原則之一,包含主體類型法定、內容法定和公示法定,是現代商事管理制度的核心,是商事登記制度的基礎。[4]而作為有限公司的商事主體,其工商登記中的主要事項之一就是股東的相關信息。所以,以工商登記記載的股東信息作為確認股東資格的法定依據,是與商法中的主體法定原則完全契合的。

  第二,實現主體法定原則的路徑便是對公司的設立進行登記,經過登記才能取得合法有效的主體資格,才能獲得營業資格與執照。盡管商法中的主體法定原則因其存在的弊端而在當代有所緩和,但就主體資格的取得而言,商事登記仍然是不二選擇,只有“在滿足法律規定的條件下依照法定程序進行登記注冊”,才能取得商主體的資格,才能從事商事營業行為。

  第三,公司登記不僅僅是公司主體資格取得的唯一途徑,也是公司相關法定記載事項予以公示的過程,使得相關利益主體能夠通過公司登記機關的登記文件而獲取公司的相關信息,包括股東信息。盡管公司是以其全部資產對外承擔債務清償責任,股東僅以其出資額為限對公司債務承擔責任,公司與股東的人格是各自獨立的,就此而言似乎了解公司的股東信息并沒有多少法律上的意義,但是,對于欲與公司進行股權交易即受讓公司股權或通過增資擴股進入公司的投資人而言,了解和知悉公司的股東情況、股權結構是非常重要的,這甚至關系到投資人受讓的是否是真實的股東資格或者股權,其受讓的股權是否會受到第三人的追索,例如在名義股東處分隱名股東股權的場合。即使拋開第三人,就公司原股東相互之間而言,股東相關信息的真實性、穩定性、權威性同樣是事關重大的。筆者完全同意有的學者所指出的,“要取得股東資格,就必須到工商部門依法辦理備案登記和公示手續,以使債權人和利益相關人對公司股東有所了解,從而通過交易當事人的行為外觀認定其行為的法律效果。”

  第四,股東信息的重大意義從另一個角度決定了僅僅通過私法主體即公司自身置備的股東名冊以確定股東資格的權威性、公允性難免受到質疑,而只有通過國家公權力的介入,亦即通過公司登記機關的登記與公示行為,才能使得記載于公司登記簿中的事項具有對抗任何第三人的公信力。

  所以,對公司股東資格的判定,或者說法律規定確認股東資格的依據,最好的辦法是采取單一的標準,而不是二元的甚至是多元的標準,具體而言就是規定只有工商登記(或曰公司登記)才是取得股東資格的形式要件,未經工商登記便不能取得股東資格;當發生股東資格確認糾紛時,司法機關和仲裁機構只能依據工商登記而非股東名冊以確認股東資格。然而,上述結論必然會產生的一個接下來的問題:難道數個出資人創辦一個公司,他們只在公司內部置備了股東名冊,沒有辦理初始的或者變更后的股東工商登記,僅僅基于這個原因,他們就不是公司的真實股東?他們就不能享有公司的股東資格進而行使股東權利?如果結論是肯定的,則不惟與現行法的規定抵牾,而且也是與意思自治的私法理念相悖的。這里面的邏輯關系到底應當怎樣理順?法律應該確認沒有辦理工商登記而只辦理了股東名冊登記的股東,并不是法律意義上的公司股東,而只是事實上的股東。學理上,有必要創設“事實上的股東”的概念以面對和解決由于股東名冊與工商登記并存而帶來的問題。

  此處所謂基礎關系,是指取得股權或者股東資格的原因行為或者原因關系。股東資格或者股權(二者的關系將于后述)的取得,學理上通常依據民法中民事權利取得的方法,將其區分為原始取得與繼受取得兩類。但公司法上更多的是將股權的取得區分為以下兩類:基于法律行為的股權取得和基于法定原因的股權取得。

  1.基于法律行為的股權取得。這是最主要的股權取得方法,包括公司設立時通過出資協議而取得股權、公司成立后通過股權轉讓協議或者增資協議而取得股權,也包括公司成立后的股權贈與協議或換股協議。公司實務中出現糾紛頻率最高的是基于股權轉讓協議而發生的股東資格確認糾紛。正如有的學者指出的,“有限責任公司中股權的對外轉讓,涉及諸多法律問題,核心乃在于基于法律行為的股權變動的模式。”

  2.基于法定原因的股權取得。此種情形主要包括自然人股東死亡時基于繼承而發生的股權取得、公司合并或分立時發生的股權取得等。

  取得股權必須有合法的原因或者依據,無論是基于法律行為的取得還是基于法定原因的取得,都是股權取得的正當性依據,而一旦取得股權的原因關系被推翻,比如股權轉讓協議被認定為無效或被撤銷或被解除,又比如繼承股東資格的繼承人被認定不享有繼承權,等等。在發生基礎關系動搖的情況下,已經取得股東資格的人還能夠繼續保有其股東資格嗎?

  如果甲簽署了出資協議,實際上也履行完畢了出資義務,其他股東也予以認可,但股東名冊中沒有記載甲的股東身份(不管出于何種原因),其后的某一天如果某個股東提出甲不是公司股東,不能享有股東權利,甲當然反對,并繼而起訴到法院請求確認其股東資格,此時如果甲能夠舉證證明以上事實,法院判決確認甲享有股東資格,當無問題。換言之,股東只要能夠證明取得股東資格的基礎關系的真實性與合法性,便無需擔心其姓名或者名稱是否記載于股東名冊。股權轉讓的情形亦如此,只要受讓方履行了股權轉讓協議,支付了股權轉讓款,就應當確認其股東資格,而無論其是否辦理了股東資格的工商登記手續。《公司法司法解釋(三)》采取的正是這樣的規則:基礎關系對于股東資格的認定具有決定性的作用。通常情形下,法院在處理股東資格確認糾紛案件時,也會注重審查基礎法律關系,進而確定其對股東資格取得或喪失的實質性影響。

  如果甲的股東身份已經記載于公司的股東名冊,但未記載于工商登記,其他記載于工商登記的股東欲否認甲的股東資格,甲仍然能夠以其實際履行了出資義務而主張其股東資格的有效性嗎?法院還能夠判決確認甲的股東資格嗎?答案似乎應當也是肯定的,因為甲能夠證明基礎關系的真實性和有效性。但是,果真只要能夠證明基礎關系的真實性和有效性,即使股東未辦理相關的工商登記手續,也一定能夠判斷股東資格的有效存在嗎?對此,司法實務中可能存在兩種截然相反的認定思路。在湖南省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永中法民終字第322號判決書中,二審法院采納的是基礎關系決定說,即只要存在真實有效的基礎法律關系,當事人履行了相應的出資義務,即使未辦理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的登記手續,仍然應當確認股東資格,而在廈門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廈民終字第2882號民事判決書中,法院卻作出了否定性的解釋:股權屬于依照法律規定應當登記的事項,如果當事人雖然簽訂了合法有效的股權轉讓協議、支付了相應的股權轉讓價款,但未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辦理股東的變更登記手續,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所登記的股東依然為原股東的,受讓人不能確認為新股東。顯然,在法律既規定了股東名冊登記又規定了股東工商登記并賦予其不同的法律效力(或者說沒有明確其法律效力)的制度架構下,關乎股東資格確認的糾紛勢必就會存在截然不同的理解和判決。

  從上述對股東資格工商登記效力的不同裁判思路與判決結果,可以看出統一股東資格公示方式的重要意義。就股東資格與股東權利的關系而言,股東資格其實就是股東權利的另一種表述,股東資格的公示其實就是股權的公示。依照民法原理,民事權利的變動應當采取一定的方式予以公示,裨使相關利益方知悉,方可發生權利變動的效果。但是,權利有絕對權與相對權之分,絕對權即對世權,如物權、知識產權、人身權等,由于絕對權具有對抗除權利人以外所有人的效力,為保障相對人即義務人的合法權益,平衡雙方之間的利益關系,法律通常要求以某種周而告之的方式予以公開彰顯,即公示;而相對權即債權因為僅發生在債的雙方當事人即債權人和債務人之間,無關乎第三人的利益,故法律并不要求進行公示。

  股權不同于傳統民法中的物權或債權等財產性權利,而是一種既含有財產權利內容又包括一定的身份權益的結合性權利,即所謂的成員權或社員權。股權的取得、變更、消滅等變動情形,是應當采取如債權那樣的無需辦理公示手續、僅在當事人之間知曉即可,抑或應當像物權那樣,采取具有強烈彰顯意義的公示方式,如同不動產物權依登記、動產物權依交付作為公示方式?

  如果認為公司內部的股東名冊置備可以作為股權變動的公示方法,其實就是將股權視為一種類似于債權的權利來看待。然而,在筆者看來,股權既有接近物權性質的對世效力,又有類似債權性質的對人效力,因為,一方面,股權一旦對外公示,即具有對抗所有人的效力,既包括對抗公司、公司的其他股東的對內效力,也包括對抗任何第三人的外部效力,任何人均不得侵害股東權利,進而侵害股東資格。對股東權利或者股東資格的侵害可能來自于其他股東,或者公司,但也可能來自于公司和股東以外的第三人,第三人可以成為侵害股東的行為人。不能認為股東資格與股東權利僅僅在股東相互之間或者股東與公司之間才生效力,股東權利是針對權利人以外的所有其他人而確立,此即對世權的特征。但另一方面,股權又確實具有一定的相對性,因為股權和股東資格是基于發起人之間的設立協議或出資協議而取得的,即便是公司章程,也具有合意與契約的特性,股東僅得向公司和其他股東主張其股東權利和股東資格,股東權利如果遭受侵害通常最主要的也只能是來自于公司或者其他股東以及公司高管的行為。

  這意味著,股東資格或者股東權利如果希望獲得強烈的公示效力,能夠對抗所有人,就必須采用最為廣而告之的方法進行彰顯,而最為廣而告之的方法顯然只能是借助于國家公權力的工商登記行為,因為工商登記不僅體現了國家公權力的介入,體現了公權力的公信力,而且事實上也為任何第三人查詢和知悉權利狀況提供了有效途徑。反觀股東名冊這種內部登記方法,它只能在發起人或者股東相互之間起到約束與對抗作用,第三人無權直接查詢得知。質言之,股東名冊只能起到內部的證明與對抗效力,而不能獲得對抗外部第三人的效力。

  妥帖的做法,只能是區別對待,一方面不能完全否認股東名冊能夠證明股東資格的效力,另一方面又不能賦予其足以對抗任何第三人的效力。所以,基于公司設立中形成的股東協議或設立協議或出資協議而認繳出資、原始取得股東資格的發起人,公司置備的股東名冊足以證明其股東資格,股東名冊因此具有了對抗其他股東和公司的效力,如果公司或者其他股東不承認某個出資人的股東資格或者不允許其行使股東權利,則該出資人可以請求確認其股東資格,而僅憑股東名冊就可以完成其證明責任,除非其他股東或者公司證明股東名冊中關于該股東的記載內容與信息是偽造的或錯誤的。而基于股權轉讓行為繼受取得股東資格的受讓人,如果其僅記載于股東名冊而未記載于工商登記,一旦其他股東或者公司或者第三人對其股東資格提出異議,形成訴訟,則法院不能僅憑股權轉讓協議的有效性、股權轉讓款的支付、公司內部股東名冊的記載而認定其股東資格,如果上述證據均可采信,但受讓人沒有辦理工商登記,仍然不能認定其股東資格。

  所以,同樣是基于法律行為而取得股東資格,原始取得與繼受取得時的規則應當有所不同,而不是適用一種規則。在非基于法律行為、而是基于法定原因取得股東資格或者導致股東資格其他變動的情況下,同樣需要區分內部登記與外部登記,賦予其不同效力。例如,在自然人股東因死亡而發生股東資格繼承的情形,如果公司章程約定允許繼承,且股東會決議同意繼承人繼承死亡股東的股東資格,且辦理了公司內部股東名冊變更登記,此時繼承人確定地取得股東資格,其他股東或者公司在內部不能否認其股東資格或限制其股東權利,但是如果此時未辦理工商登記,繼承人沒有記載于工商登記文件中,事后其他股東以其未辦理工商登記為由不承認其股東資格,繼承人訴請確認其股東資格,此時應否支持繼承人的訴訟請求?若第三人受讓該繼承人的股權,雙方簽訂股權轉讓協議,事后其他股東以轉讓方(即繼承人)不是合法的股東、不享有股東資格為由拒絕為受讓方辦理工商登記,受讓方請求確認其為公司股東、請求為其辦理工商登記,法院又當如何處理?

  在公司合并或者分立的情形,股東資格可能發生變動,此時是否需要辦理工商登記才能產生股東資格與股權變動的效果?僅有公司內部的股東名冊變更登記能否產生股東資格變動的效力?例如,甲公司的股東為A、B,乙公司的股東為C、D,現經協商由甲公司以資產收購的方式兼并乙公司,公司吸收合并,合并后的甲公司為A、B、C、D四個股東,但C、D未辦理工商登記,只辦理了公司內部股東名冊的變更登記,此時享有合并后的甲公司股東資格的是A、B,還是A、B、C、D?如果第三人受讓C或者D的股權,是否能夠有效取得甲合并后的甲公司的股東資格?

  上述問題的解決,在既承認公司內部股東名冊的效力、又實行工商登記的情形下,其實是無法得出確定的結論的,而由此引發的糾紛可能一直會存在。這恐怕就是“雙登記制”帶來的必然后果。而一旦訴諸法院,司法判決的結果也就存在上述兩種可能性:或者既承認內部登記的效力又承認外部登記的效力,或者只承認外部登記的效力而不承認內部登記的效力。毫無疑問,工商登記并非創設股東資格或者股東權利的行為,正如學者指出的:“雖然股東的登記是同公司設立登記同時進行的,但公司設立登記僅是公司的成立要件,并非是股東創設要件。”股東資格與股東權利的創設是通過基礎法律關系的形成而完成的,即股東的出資行為,但是,在發生股東資格糾紛時,認定股東資格的依據卻只能是相關的證明文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工商登記,除非有相反證據足以推翻工商登記內容的真實性。

  股東資格與股東權利之間存在十分密切的關聯,正如有的學者指出的那樣,“股東資格與股權,是一體之兩面,二者密不可分”但是二者仍然不是同一個概念,仍然存在一定的區別。股東資格強調的是股東對于公司而具有的一種身份,是一種具有法律意義的身份,它是股東享有和行使具體的股東權利的前提和依據,換言之,不享有股東資格是不可能行使股東權利的。股東資格說到底就是公司的成員資格,是成員權的表征與抽象。而股東權利或股權是一種具體的、實在的權利,是成員權的內容與具象。

  股東權利一般認為包括財產權和管理參與權兩部分,或者自益權與共益權兩類,前者如紅利分配請求權、公司剩余財產分割請求權、股份轉讓權等,后者如表決權、知情權、任免權、查詢與質詢權、審計監督權等。享有股東資格是獲得和行使股東權利的前提,但是享有股東資格的人并不一定會具體行使股東權利。股東權利可以實際行使,也可以不行使,可以暫時性放棄,可以通過他人的代理行為而行使,例如實踐中常見的某一股東委托其他的股東代為出席股東會并行使表決權,但股東資格并不因此而受任何影響。同時,公司也可以在股東不喪失其股東資格的前提下,限制或者剝奪某一股東的具體股權,例如,《公司法司法解釋(三)》第16條規定:“股東未履行或者全面履行出資義務或者抽逃出資,公司根據公司章程或者股東會決議對其利潤分配請求權、新股認購優先權、剩余財產分配請求權等股東權利作出相應的合理限制,該股東請求認定該限制無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即表明股東權利特別是財產性質的自益權是可以在不喪失股東資格的前提下予以限制或剝奪的。

  股東名冊或者工商登記記載與確認的應當是股東資格,而不是股東權利。如果原告認為其應當享有股東資格,應當是公司的合法股東,而作為被告的其他股東或者公司不承認其股東資格,由此引起的訴訟應當屬于股東資格確認糾紛,而不是股東權利糾紛。相反,如果公司因為某一股東具有未履行出資義務或者抽逃出資等情形而通過股東會決議限制其當年的利潤分配權利,該股東不服因而提起訴訟、請求確認對其股東權利限制無效或者請求分配利潤的,此種糾紛不屬于股東資格確認糾紛,而屬于股東權利行使糾紛。

  《公司法司法解釋(三)》對于股東資格確認糾紛與股東權利行使糾紛,有時并未采取嚴格的區分,容易導致人們特別是法官、律師對股東資格確認糾紛與股東權利行使糾紛的誤解,應當注意。例如,其第21條的表述為:“當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訴確認其股東資格的,應當以公司為被告,與案件爭議股權有利害關系的人作為第三人參加訴訟。”,而接下來的第22條的表述為:“當事人之間對股權歸屬發生爭議,一方請求人民法院確認其股權的,應當證明以下事實:…”在這兩個條文中,第21條使用的是“確認其股東資格”,第22條使用的是“確認其享有股權”,股東資格與股權二者到底是同一概念還是不同概念?股東資格爭議與股權歸屬爭議是不是同一種爭議?

  就股東資格與股東權利、股東資格確認糾紛與股權歸屬糾紛、股東權利限制糾紛與股東資格解除糾紛等相關概念,應當區分不同情形而作以下甄別:

  第一,應當視為同一概念的情形。不管是當事人還是法律規范,盡管使用的是股東資格或者股東權利或股權,其實都是在同一意義上使用,不需要也無法作出區分。例如,實踐中常見的“股權轉讓合同”,其實也可以稱為“股東資格轉讓合同”,因為通過股權轉讓合同的履行,受讓方不僅取得具體的股東權利,而且取得股東資格,成為公司的股東,成為公司的成員。于此情形,股東資格與股東權利或者股權是可以互換使用的概念。

  在民法上,純粹的資格或身份是與民事主體的人身緊密相連的,是不能通過法律行為或者法律規定進行轉讓或者予以限制或者剝奪的,例如民事權利能力,也包括某些特殊的法律上的資格或身份,如配偶身份或資格。但是,具有財產意義的資格或身份(通常這種資格或者身份也被稱為權利)一般都是可以通過法律行為予以處分的,法律也可以直接規定其取得、喪失或者變更的情形。例如,代理人的代理資格或者代理人身份,在符合法律規定的情形時可以進行轉委托,即代理資格的讓與;又如,監護權(監護人的監護資格)也是可以通過協議進行一定程度的處分的。但是,股東一旦讓與了其股東資格,便不能再繼續享有股東權利。股權轉讓合同的當事人也不能約定轉讓方在轉讓股東資格后卻保留某一或者某些股東權利。《公司法司法解釋(三)》第21條使用的“確認其股東資格”與第22條使用的“確認其享有股權”,此處的股東資格與股東權利實為同一概念,具有相同的意義。但是,此時最為嚴謹的概念應當是股東資格而非股東權利或者股權。

  第二,應當區分使用、具有不同意義的情形。在區分使用的情形,股東資格是股東權利的上位概念,先取得股東資格才有可能享有股東權利。但是,股東把某一或者某些股東權利委托給別人行使,并不會導致股東資格的喪失,股東權利可以與股東資格發生一定程度的分離。不僅如此,公司也可以在保留股東資格的前提下限制或者剝奪股東的某一或者某些具體的股東權利。此時,限制或者剝奪的只能是股東權利,而非股東資格,例如《公司法司法解釋(三)》第16條規定的情形。此種情形,被限制或者剝奪股東權利的股東因不服此種限制或者剝奪而提起的相關訴訟,只能是股權行使糾紛,而不是股東資格糾紛,股東資格與股東權利的概念不可互換使用。因之,無論是股東名冊抑或工商登記,記載的信息只能是股東資格或身份,而非具體的股東權利。

  第三,在公司實務中,很多的公司糾紛或公司訴訟,例如股東代表訴訟,股權回購請求權糾紛,少數股東的知情權糾紛,公司管理人員侵害股東權益糾紛,大股東或者控股股東侵害中小股東權益糾紛,等等,都是股東權利方面的糾紛或者訴訟,而非股東資格方面的糾紛或者訴訟。盡管股東資格是股東權利的上位概念,但比較而言,公司實務中股東資格確認糾紛是少量的,而各種股東權利或者股東權益糾紛是大量的。

  隱名股東的現象有其復雜的原因,法律上不可能禁止隱名股東和股份代持協議的客觀存在,但另一方面法律也不能旗幟鮮明地支持隱名股東現象,理性的選擇應當是為隱名股東糾紛或代持協議糾紛的解決提供既符合法理邏輯又尊重交易實踐的方案。

  解決隱名股東糾紛涉及到兩個維度的制度路徑:一是合同法,一是公司法。股份代持協議糾紛的關鍵是要依據債法和合同法的原理確定協議的效力與履行規則,隱名股東資格糾紛的核心是要依據公司法的原理確定隱名股東與顯名股東的資格歸屬。基于此一思路,因股份代持協議和隱名股東資格確認引起的糾紛應當遵循以下處理原則與方法:

  其一,對股份代持協議效力的認定,應當遵循《公司法司法解釋(三)》第24條的規定,即股份代持協議原則為有效,例外為無效。而認定為無效必須依據《合同法》52條的規定,即代持協議必須有符合《合同法》52條規定的五種情形之一才能認定為無效。原則上,股份代持協議均應認定為有效之協議,即使在隱名股東為國家公務員的情形,由國家公務員作為委托方、另一方作為受托方的代持協議中,代持協議也應當認定為有效,至于委托方是否違反了《國家公務員法》及其他行政法律的規定以及如果違反了需要承擔怎樣的行政法后果,與作為民事法律行為的股份代持協議的效力無涉。

  其二,隱名股東如果起訴要求確認其真實股東資格,并且將其記載于公司股東名冊、辦理工商登記的,由于隱名股東并不具有股東資格的外觀,而顯名股東(名義股東)才是法律意義上的股東,隱名股東欲顯名,其實就是在顯名股東與隱名股東之間進行一次股權轉讓行為,且由于隱名股東相當于第三人的地位,原則上應當適用有限公司股東對外轉讓股份的規則,即必須取得除顯名股東外其他股東過半數的同意。但是,與一般對外轉讓規則不同的是,其他股東不享有優先購買權。

  需要討論且《公司法司法解釋(三)》沒有明確的問題是:隱名股東“浮出水面”的顯名要求,除了需要其他股東過半數的同意,是否需要征得顯名股東的同意?如果顯名股東不同意隱名股東的請求,不同意將隱名股東記載于公司股東名冊或者辦理工商登記,即使其他股東過半數同意了,公司能夠辦理股東變更登記嗎?如果起訴到法院,此種情形法院應當如何處理?

  《公司法司法解釋(三)》第24條第2款規定:“前款規定的實際出資人與名義股東因投資權益的歸屬發生爭議,實際出資人以其實際履行了出資義務為由向名義股東主張權利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名義股東以公司股東名冊記載、公司登記機關登記為由否認實際出資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此處僅規定了“投資權益歸屬爭議”,而非股東資格歸屬爭議,不能成為判斷股東資格歸屬的依據。

  顯名股東是記載于公司股東名冊或者工商登記的名義股東,享有法律上的股東資格,具有股東資格的有效外觀,而由于隱名股東的顯名要求其實就是在顯名股東與隱名股東之間的股權轉讓,故隱名股東的顯要求應當經過顯名股東的同意,如果顯名股東同意隱名股東顯名的請求且征得了其他股東過半數同意,當然可以直接進行股東變更登記,但是如果顯名股東不同意,則應當理解為喪失了在顯名股東與隱名股東之間進行股權轉讓的意思表示,法院不能直接判決支持隱名股東的請求,而應當首先進行股東資格的確認,在確認了隱名股東的真實股東資格后,才能進一步支持隱名股東辦理相關股東名冊變更登記的請求。從隱名股東的角度而言,不能逕行提出辦理股東名冊或者工商登記的變更登記之訴,必須先提起股東資格確認之訴。《公司法司法解釋(三)》對此問題未予規定,屬于法律漏洞,應依據上述規則予以填補。實踐中,有的股份代持協議約定:一旦隱名股東要求將其名義登記與股東名冊或者辦理工商登記,名義股東必須同意并配合辦理相關手續。但是當隱名股東向名義股東提出此項請求時名義股東卻反悔了,拒絕辦理相關的變更登記手續。此種情形,應當先解決隱名股東與名義股東之間的股權歸屬糾紛,由隱名股東提起股東資格確認之訴,如果其請求得到法院的支持,法院可以在判決書中一并支持其辦理相關變更登記手續的請求。

  其三,在名義股東未經隱名股東的同意而將其股份為處分行為(包括對外轉讓、質押、投資、互換等)的情形下,隱名股東以其對于股權享有實際權利為由請求確認處分股權行為無效的,《公司法司法解釋(三)》第25條規定的是“參照物權法第一百零六條的規定處理”,即適用物權的善意取得規則。對于此一規定,學界頗多質疑,以筆者之見,善意取得的前提乃無權處分,名義股東作為法律上的股東是否享有對股權的處分權,從權利的外觀判斷,不能得出名義股東不是公司的股東、隱名股東反倒是公司股東的結論,故而名義股東處分股權的行為實為有權處分而非無權處分,此與物權善意取得中的處分行為人根本不是物權人、不享有處分權迥然相異。實際出資人只是出資人,而非公司法上的股東。對公司而言,只有記載于股東名冊或者辦理了工商登記的人才是公司股東。即使受讓人明知名義股東只是代持股份,明知隱名股東的存在,也不能否認名義股東與受讓人之間股份轉讓協議(包括股份質押協議、股權投資協議、股份互換協議等)的有效性,隱名股東也不能以名義股東與受讓人惡意串通、損害其利益為由主張股份轉讓協議無效,只要名義股東履行了股份對外轉讓的程序要件,就不能僅僅以隱名股東的反對而否認股份轉讓協議的效力。隱名股東既然愿意與名義股東簽訂股份代持協議,信任名義股東,就必須承擔由此發生的風險,并且法律必須保護公司法律秩序包括股東身份外觀形成的秩序,而不能成全隱名股東既欲享受隱名的好處又能完全實際控制股權的目的。

  如前所述,現在規定于《公司法》、《公司登記管理條例》的能夠證明有限責任公司股東資格或身份的證明文件包括出資證明書、股東名冊和工商登記三大類,其中最重要的是股東名冊和工商登記。由于法律規定了數個不同的認定股東資格的法律文件,而又未規定它們之間的效力順序,進而導致實踐中較為混亂的局面,有的公司只進行股東名冊登記,不辦理工商登記,有的相反只辦理工商登記而不置備股東名冊,有的頒發出資證明書而有的不頒發,有的只是在公司設立登記時辦理股東資格的工商登記,而當發生股東變更時只辦理股東名冊變更登記而不辦理工商變更登記手續,等等,各種情形不一而足,一旦出現利益沖突時糾紛遂起,而出現糾紛時又由于存在多個涉及到股東資格的證明文件而缺乏效力優劣認定的依據。采取單一的而非多元的股東資格認定依據制度應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上述亂象的發生。

  股東資格糾紛涉及到股東相互之間、股東與公司之間、股東與第三人之間、公司與第三人之間的復雜利益沖突關系,股東資格的確認成為解決利益沖突的關鍵,而僅憑公司內部的股東名冊甚或公司簽發的出資證明書以確定股東的資格,明顯缺乏足夠的權利外觀效力,增加了相關利益方查實真實股東信息的成本和交易風險,不利于交易秩序的維持。而公司登記機關進行的有關公司信息包括股東信息的記載既具有國家公權力介入形成的公信力,又便于相關利益方查詢得知,應當作為確認股東資格與身份的唯一法定依據。

  司法實務中,由于工商登記具有最強的確認股東資格的效力,很多法院就是以工商登記作為認定股東資格的法定依據的。正如長期從事民商事審判的著名法官所言:“實踐中面對未進行股權變更登記的股權受讓人,以及未進行注冊資本變更登記的新增資本認購人的股東資格,更多傾向于不予認定。”有的地方高級法院甚至通過規范性文件規定應當根據工商登記記載的信息確認股東資格,例如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發布的《關于審理公司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2006年12月通過)即采此做法。有的學者明確主張:“如果有限責任公司出資人未經工商登記或股東轉讓股權后未作變更工商登記,就不具有對抗第三人的效力,更直接地說,公司、股東和股份受讓人以外的第三人完全可以以此為由否定出資人或受讓人的股東資格。”筆者深以為是。

  有的學者認為,將公司登記作為認定股東資格的必要條件,難以適應實際生活的需要,且增加了糾紛產生的可能,故而沒有必要規定股東資格的公司登記(工商登記)程序,建議取消有關股東資格的工商登記制度。筆者認為,公司工商登記在我國已經是一項實行了很長時間的制度,其作為股東資格認定的依據已經形成了社會共識,相反,股東名冊并非公司慣常采用的做法,實踐中起不到應有的解決股東資格糾紛的作用,故應當堅持公司股東的工商登記制度,并進一步完善該制度。

  根據商法的主體法定原則,公司取得商事主體資格必須經過公司登記機關的登記,而公司登記的法定內容與事項之一就是公司的股東信息,股東信息登記于公司登記機關,構成公司主體資格信息的重要內容之一,同時具有對外公示的效力。有限責任公司設立時的設立登記事項必須記載股東的姓名或者名稱,未記載于公司登記機關的人是不能被認定為公司股東的,不能享有股東資格。同樣,公司存續期間因股權轉讓等發生的股東資格變動,也應當以工商登記的股東信息依據。某種意義上而言,公司的團體人格也決定了其團體成員即股東相關信息公示的必要性,而具有強烈外觀公示意義的工商登記理所當然地具有了認定股東資格的最優效力,恰如學者睿智地指出的那樣:“與公司相關的法律關系中,有些屬于個人法上的法律關系,應當優先考慮個人法規則的適用,有些屬于團體法上的法律關系,應當優先考慮團體法規則的適用。考慮到公司法作為團體法和交易法的性質,股東資格的確定應堅持形式化證據一般優先適用,而實質性證據個別例外適用的原則。”

  當確立了工商登記作為股東資格認定的唯一法定依據之后,在沒有發生有關股東資格確認糾紛的正常情況下,記載于股東名冊或者工商登記的股東均可依法行使股東權利,公司也可以向其主張股東義務;而一旦發生股東資格確認糾紛時,在司法機關或者仲裁機構未作出最終的生效判決或者裁決之前,只能依據工商登記的信息確定股東資格,而司法機關或者仲裁機構作出確認股東資格的判決或者裁決所依靠的最主要證據也只能是工商登記信息,除非在案件審理過程中有充分的證據證明工商登記的信息是錯誤的。恰如有的法官指出的:“由于股東名冊和公司登記機關的登記具有公示效力,因而,主張與股東名冊或者公司登記機關的登記相反事實的人,應承擔舉證責任,可以舉證推翻表面證據。”換言之,工商登記的效力存在被否定的可能性,但只能通過司法機關或者仲裁機構的生效判決或者裁定才能被推翻,在此之前只能依據工商登記的信息確認股東資格。

  法律所賦予的股東資格工商登記的對抗效力,是僅僅對抗第三人的效力嗎?是否能夠對抗公司本身?有的學者認為,“工商登記具有對第三人的對抗效力,而非對公司的對抗效力,因此,以工商登記的變更作為受讓方取得股東資格的標志,欠缺合理性與合法性的基礎。”此種分析無疑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從舉重以明輕的原理而言,工商登記既然被賦予能夠對抗第三人的效力,自應具有對抗公司以及公司原股東甚至任何利益相關方的效力。

  工商登記中的股東信息記載應當區分為兩類:一類是公司設立時的股東信息記載,另一類是公司股東發生變更時的股東信息記載。股東信息的記載方式又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記載于公司章程中的股東信息,另一類是單獨設置的股東信息檔案頁。

  筆者建議將來的公司登記制度改革中采取下列方式登記記載公司股東的相關信息:首先,設置專門的股東信息檔案頁,獨立進行登記與記載,無論是公司的設立登記還是變更登記,均應在專門設置的股東信息檔案頁中對股東信息進行記載,包括股東姓名或名稱、出資方式、持股比例、法定地址、聯系人等具體信息;其次,公司章程中必須有專章規定股東信息。上述兩類記載股東信息的內容必須保持一致。

  當公司成立后,股東情況發生變更,公司應當向公司登記機關提出變更登記申請,同時辦理股東信息檔案頁和公司章程中有關股東信息專章的變更登記手續。事實上,公司章程修改的工商登記手續可以同時完成,公司無需就此一內容的公司章程修改再召開股東會,因為根據公司法的制度安排,如果是因為對內轉讓股份而發生股東信息變更,無需征得其他股東同意,如果對外轉讓而發生的股東信息變更,由于對外轉讓股權已經事先征得其他股東至少過半數的同意,故而可以簡化公司決議程序,無需單獨就因股份轉讓導致的股東信息變更而召開股東會,而可以依據已經履行完畢的股權轉讓協議逕行辦理股東信息的變更登記。

  公司實務中,產生股東資格糾紛的原因之一是當發生股權轉讓時公司未辦理或者未及時辦理股東信息的工商登記變更登記手續,而法律對于辦理此等手續的義務主體、具體程序與方式等的空缺又是導致未能及時進行變更登記的原因。是故,法律應當明確股東特別是受讓方有申請公司辦理相關變更登記手續的權利,公司則有辦理之義務,正如學者指出的,“公司的收到股東請求變更股權的申請后,應當根據股權轉讓協議,填寫公司變更申請書,并請求公司登記機關辦理股權變更登記。申請辦理股權變更登記,是公司依照現行法律承擔的最主要義務。”

  在將工商登記明確為股東資格確認的唯一法定依據之后,是否還有必要進行公司的內部股東名冊登記和向股東頒發出資證明書?依筆者之見,第一,公司可以選擇再進行公司內部的股東名冊登記與置備,以方便公司股東、管理人員甚至員工查詢、了解公司股東信息,但是不作為強制性的義務,而有關股東信息的工商登記是法律強制性的義務,公司必須辦理;第二,公司應當先辦理有關股東信息的工商登記,再辦理公司內部的股東名冊登記,以確保內部登記與工商登記的一致性,避免糾紛的發生;第三,當出現工商登記的股東信息與公司內部股東名冊登記的股東信息不一致的情形時,應當認定工商登記的效力優先于內部股東名冊的效力,以工商登記作為認定和解決股東資格確認糾紛的唯一法定依據;第四,如果有人認為工商登記的股東信息是錯誤的、虛假的、偽造的等情形,其應當通過股東資格確認之訴解決;第五,在司法機關或者仲裁機構關于股東資格確認糾紛的生效判決作出之前,公司應當且只能依據工商登記的股東信息讓股東行使相關股東權利,而不能依據內部股東名冊讓股東行使股東權利。

  采取上述措施后可以從很大程度上解決股東資格記載方面的亂象,避免不同記載方式之間的沖突,鼓勵公司和股東盡早和如實辦理工商登記手續,解決一方面法律規定了股東名冊制度另一方面大多數公司實際上又不設置股東名冊進而使得股東名冊形同虛設的尷尬局面,并且為出現數種記載方式不一致時的股東資格認定難題提供了明確的判斷標準,有助于股東資格確認糾紛的順利解決。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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